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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英才

為中華民族崛起奮斗

發布時間:2019-03-01   點擊率:17522
     “我雖然生在遼寧開原,但是,我離開學校即來吉林延邊參加革命……我遂為延邊籍。”翻開關俊彥的檔案,就感受到一股濃濃的鄉情。

    他與吉林延邊有著特殊的情緣,他屬于延邊,屬于吉林。

   關俊彥,字選庭,錫伯族。1885年4月出生于奉天(今遼寧省)開原縣大灣屯。

    他的幼年時代,還是清朝末年。當時中國已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國運多艱,民不聊生。關氏9口之家,雖有幾十畝薄田,收入微薄,除去苛捐雜稅,可勉強糊口。貧困中,他斷斷續續讀完了小學。窘迫的生活境遇使他幼年就懂得生活的艱難。

    1904年,列強蠶食中國日甚,清朝的統治風雨飄搖。在中國遼東,燃起了日俄戰爭的烽火。生民流離,田園荒蕪。目睹國土被蹂躪、人民遭涂炭,年輕的關俊彥已預感到“國將不國”了。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古代圣賢的遺訓,喚起了青年一代的愛國良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關俊彥已把個人的前途和祖國的命運連在了一起,尋求救國之路的強烈愿望在心中萌生了。

1905年秋,他與志同道合的朋友籍漢梁去開原城傅文翰學館讀書。傅文翰是當地頗有名氣的秀才,學養深厚且教誨有方。在學館,他學習《四書》《五經》,也接受了愛國主義思想教育。   

    1907年9月,關俊彥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奉天省立農業學校,畢業后留校任園藝技師,負責經營蔬菜、花木、蠶桑等。

    在農校任職期間,他在圖書館里偶然讀到吳祿貞寫給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關于《延吉邊務報告》和匡熙中寫的《延邊領土問題之解決》兩本書。書中所載的中日交涉,中方論證有力,擊中要害。尤其是對禁售日貨一事,分析透譬,令人欽佩,令人振奮。

    延邊地處邊陲,地廣人稀,資源豐富。日本深入已久,且屢起事端。

    1910年7月,關俊彥應邀到吉林延邊辦學。教育當局對辦延邊道初等農業學校不熱心,不支持,只不過是應付局面而已,不久學校停辦了。他本打算借辦學在延邊安頓下來,形成力量,有所作為,沒想到,這樣快就陷于彷徨。

    一天,他忽然接到北京政府工商部長陳振先急電,力邀他去北京任農林司技士,并叮囑“勿失良機,致誤前程”。

    高職厚祿,老師的情分,誘人的前景,足以使他絕處逢生。可是關俊彥竟絲毫沒為所動。他復信籍漢梁,陳明大義:“延邊急待開發,需要人才,當此關系重大之時,不應計較個人得失,置延邊百萬生靈、大片國土于不顧,多請向陳師婉言致謝。”

    關俊彥身處困境,不計個人私利,以國計民生為念,可謂義薄云天。

    1913年,關俊彥任延吉縣龍井村小學校長。學校學生主要是朝鮮僑民子弟。

    當時,龍井是日本總領事館所在地,已成為日本的重要商埠,且為擴大侵略的“據點”。埠內有日本領事館設立的間島普通小學,以免費為誘餌,專門收朝鮮族兒童,實施奴化教育,勢力較大。

    龍井村小學與間島小學唱起了對臺戲。

    關俊彥不服這個氣,他決定還以牙眼,給日本領事館點兒顏色看看。他斷然采取措施,減免學雜費,增建校舍,為遠地學生提供食宿之便。一時間,日本間島小學的學生大量轉入龍井村小。日本人對關俊彥恨之入骨,對這個年輕的校長又無可奈何。

    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吞并中國的狼子野心日益膨脹,1915年拋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同時,帝國主義列強妄圖瓜分中國的狂潮排空而來。袁世凱出賣國家利益,承認“二十一”條。

    國家危亡在旦夕之間,愛國青年豈能坐視!得到消息,關俊彥當即與李鋒、倪華山、任靜忱等愛國志士聯合延邊農工商各界舉行游行示威,反對“二十一條”,又通電聲討袁世凱稱帝。

    在反日反袁的斗爭中,延邊與全國配合,亮出了自己的旗號。邊陲之地,不可小視。

    1922年,關俊彥擔任圖門江水利公司經理,為了收回“夾江”——圖門江中的一個小島(現屬龍井縣光開鄉),向日方正式交涉。關俊彥據理力爭,日本人被迫承認“夾江”是中國屬地,并保證不再越界向朝鮮農民收租。關俊彥此舉,捍衛了中國主權,保護了民族利益。

    興學抗日,一直是關俊彥的理想。1924年12月,他任龍井縣教育局局長,自己終于有了興學抗日的舞臺。

    1927年、他到北京聘請香鄉慈幼院師范班畢業生40多人到延邊任教,這是關俊彥辦學的又一個大動作。40多人中,有不少人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們一到和龍,有的當校長,有的當教員,教育界補充了新鮮血液,充滿了生氣。偏僻的延邊也引來了革命的火種。

    為辦好教育,關俊彥從當地實際出發,與同事們編寫適合朝鮮少年學習的課本。同時,還創立識字班、師范班、職業班,增加班次,大量招收失學兒童復學。為活躍學校生活,加強思想教育,他組織運動會、成績展覽會,設立圖書館,引進魯迅、蔣光赤等大批左翼作家的作品供師生閱讀,組織學生話劇團,演出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和易卜生的作品。

    和龍縣的教育出現了一派生機,關俊彥贏得了當地人民的熱愛,也受到吉林省教育廳的稱贊。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則對他進行污蔑、攻擊,甚至把關俊彥列入了他們的黑名單。

    在此期間,關俊彥用學生話劇團義演和募捐所得購置設備,創辦《民聲報》,呼吁外御敵寇、內撻奸反、加強民族團結、共御外辱。他聘用蘇稚園、周東郊、孔佐民等共產黨人擔任《民生報》的負責人,自己則以縣教育局長和《民聲報》常委雙重身份領導社務。《民聲報》起到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振奮民心的作用。

    1928年10月上旬,在東北軍易幟前夕,日本在與張學良進行中日路政交涉中提出修筑“滿蒙公路”,先修通吉會線即吉敦延長線,意在擴大侵略和掠奪。

    消息傳到延邊,各界人民連日集會表示強烈反對。延吉、和龍、汪清、琿春四縣各團體組成“反日護路聯合會”,并通電東北當局,聲討日本這種明目張膽的侵略行徑。推薦關俊彥、江渭清、曹夢九、劉彭嶺等人為代表赴吉林、奉天、南京等地請愿。請愿團向張學良、張作相、孫科、胡漢民、王正庭等當權人物陳明大義。

    這次斗爭,發自吉林,遍及東北各大中城市。斗爭有黨的領導,各階層廣泛參加,造成了強大的“民氣”。1928年底,日本侵略者修筑吉會鐵路活動被迫中止。

    1928年12月30日,東北軍易幟。全國“統一”后,蔣介石強化了專制,加強對東北人民抗日愛國運動的鎮壓,逮捕、迫害愛國分子和共產黨員。日本帝國主義也加快了侵略步伐。

    在白色恐怖下,關俊彥冒著生命危險直接或間接掩護了北京來的劉建章、趙志剛和延邊的李紅光、樸松杰、李延年等同志入關或參加東北抗日聯軍。

    “九·一八”事變后,關俊彥被迫離開延邊。他慷慨激昂地表達了對延邊的留戀和斗爭的決心:“今天《民聲報》停刊了,我個人將要離開延邊,我的心永遠不會忘記延邊。”“同仁等明知覆巢之下,勢無完卵,然猶與敵抗爭,堅持數日,其間摒卻敵人種種威脅、利誘。同仁等寧為玉碎,不求瓦全,決不甘心俯首事敵也……”

    關俊彥有終生不渝的“延邊情結”。東北人民,人心相連,抗日義士,聲氣相通。

   1932年,由閻寶航資助,關俊彥輾轉來到北平,后由東北老鄉、山西省建設廳廳長田見龍舉薦,關俊彥擔任建設廳秘書長兼視察員。為解決水利糾紛,他深入臨汾、洪洞、趙城三縣,歷時數日,解決了多年不能解決的水利矛盾。糾紛平息,關俊彥贏得了百姓的尊敬。

    1936年春,中國工農紅軍渡黃河東征,時在洪洞縣的關俊彥親見紅軍行動神速,紀律嚴明,作風艱苦樸素。他認識到只有參加中國共產黨才能更好地從事革命,才能抗日救亡。是年6月,他返回北平;8月,經李長青、董昆一介紹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到1942年,他一直以社會職業為掩護,積極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42年6月,由于叛徒出賣,關俊彥等20余人被捕入獄。入獄后,他每天被審訊兩次,連續30多天盡受酷刑,多次昏厥。面對酷刑和誘降,他毫不動搖,堅持獄中斗爭,以充滿激情的詩句鼓勵戰友:“廬墓已墟頭尚在,山河破碎血還多”。

    在嚴酷的考驗中,關俊彥鐵骨錚錚。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了。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劉仁在平西蓮花寺4次接見關俊彥等,詳細審查他們被捕經過和獄中的表現,并就今后的打算征求了意見。11月,關俊彥到沈陽見到了彭真,經東北局批準恢復黨籍,由黨組織派遣,關俊彥又回到他魂牽夢繞的延邊。

   1945年11月20日,第一次延邊各界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吉林省延邊政務委員會,成立了吉林省延邊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關俊彥被推選為專員。延邊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章。關俊彥的人生也開始了新的一頁。

    1945年12月27日,關俊彥調到長春籌建吉林省民政廳并任廳長。 

    1948年6月17日,關俊彥受組織委派組建吉林省高等法院(即今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

    1955年到1966年,關俊彥擔任吉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長、政協吉林省第三屆委員會副主席等職,為祖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統一戰線工作做出了諸多貢獻。

    關俊彥是中國民主同盟早期盟員,是民盟吉林省組織的創始人。

    1950年,關俊彥經高崇民、關夢覺介紹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并擔任民盟東北總部臨時工作委員會委員,積極參與高崇民同志領導的東北總支部的籌建工作,并著手籌建民盟吉長支部。

    1951年7月14日,民盟吉長支部臨時工作委員會在長春正式成立,關俊彥被推選為主任委員。在建國初期百廢俱興、民主氣氛空前高漲的形勢下,吉林省民盟組織誕生了。

    民盟吉林省組織在主任委員關俊彥、副主任委員杜若君、委員馬志振等同志的領導下積極發展成員,開展盟務工作。

    1951年吉林省盟員只有七八個人,到1953年,新發展的盟員加上從外地調入的盟員已達百余人。相繼成立了民盟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東北師范大學、東北財會專科學校、東北商業專門學校小組、直屬小組。后來又成立了民盟東北師大區分部、民盟東北人民大學區分部和民盟吉林市分部籌委會。余瑞璜、張畢來、何善周、靳

云漢等同志擔任領導。

    此間,關俊彥在領導民盟工作中,堅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貫徹執行黨的統戰政策,注意加強盟員的思想改造,積極推動盟員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

    關俊彥為民盟的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擔任民盟領導時,他早已過了花甲之年,承擔著繁重的政府工作。又常常深入民盟基層組織,與盟員交流思想,為盟員解決問題。他得知民盟機關辦公用房緊張,就把自己的住房讓出一部分作為民盟辦公室,還把省政府配給他的專用轎車作公用車。

    “文化大革命”開始,關俊彥已是81歲的老人,行動不便。在自己處境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仍十分關心吉林省統戰工作和盟員同志的遭遇。

    1971年1月9日,關俊彥帶著對祖國的深摯之愛,帶著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滿腹憂惑離開了他一生為之奮斗的吉林大地打

    關俊彥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祖國,把畢生精力都貢獻給了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獻給了吉林這塊熱土,關俊彥是黨的驕傲,也是民盟的驕傲。

(作者:繩海文,寫于2002年)

 

關俊彥簡歷

關俊彥 (1885—1971),字選庭,男,曾化名毅如、立川,錫伯族,遼寧省開原縣人。1950年11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并先后當選為中國民主同盟東北總支部委員,民盟吉長支部主任委員,民盟吉林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45年1月到1954年,關老先后擔任吉林省延邊專員公署第一任專員、吉林省政府民政廳廳長、吉林省人民法院院長、省人民政府委員、省人民代表、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等職。1954年5月以后,歷任吉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長、政協吉林省第三屆委員會副主席。并兼任東北行政委員會委員、東北人民政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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