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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研究

協商民主中值得研究的幾個問題

發布時間:2014-04-14   點擊率:12609

張釜

協商民主是與選舉民主相輔相成的一種民主形式。

十八大提出協商民主的理論概念,應該說是涉及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命題,有其特殊的政治意義。

盡管所謂第三次民主浪潮來勢洶猛,但絲毫動搖不了我國黨和政府關于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發展方向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我們鄭重宣示了“五不準”的政改底線,絕不允許西方的民主制異化我國的政體和國體。

我國以“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抗衡西方的議會制和議會民主,以“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這一基本的政治制度,抗衡西方的多黨制和票選民主。這就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底線。是不允許越雷池一步的。

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的認識到,目前這兩項政治制度中尚有許多不足之處和不完善的地方,尤其存在有一些虛化的成分,尚未完全擺脫,“民主櫥窗”和“政治花瓶”的影子。

與西方成熟的所謂“民主制度”相抗衡,并能顯示出我國獨特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就必然要求我們的體制和制度內容的真實性和有效性。由此,我國政府就必須從堅持、完善、改革和發展好這兩項政治制度入手。至于提出政改就要涉及議會制、多黨制、三權分立、兩院制等等舉措和設計,在當代中國實在是一種謬誤,并且不會有任何結果和出路,是根本不存在的選項。

由此,黨的十八大提出“協商民主”的理論概念,就是抓住了我國政改的關鍵點和切入點。

“協商民主”就是“協商民主”,不能一貫以“具有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限制詞后,就變成了“政治協商”,“民主協商”了,最近一些理論文章就對“協商民主”作了“民主協商”的闡釋,進而得出了我國已具備了最完善的、最優秀的“協商民主”的結論。這種轉來轉去,又轉了回去的理論闡述,實際上否定了黨的十八大提出“協商民主”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就如當初就有許多人把“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闡述成“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計劃經濟”一樣可笑,但確實引起了一段時間內“國進民退”這樣一種在經濟體制改革上的倒退和回潮。

關于將人民政協建設成“協商民主”平臺的問題,談幾點個人的思考。“協商民主”涵蓋“決策協商”、“公民協商”等多項內容。我國建國后提出的“政治協商”,實際上特指的應該是決策協商,是執政黨與參政黨、人民團體及各界別代表的協商。這樣研究“協商民主”的問題,就應首先從“決策協商”及手,從協商主體的確立和協商議題的產生以及一些民主程序的設立上,做出制度化的安排。

其一,協商務必在決策之前。

協商民主是全方位的協商,包括人大、政協、民間的諸多協商。在我國一切協商的目的,就是把中共的政治主張轉化為國家意志和人民的行動,地方上就是把黨委決策變為政府行為。所以一定程序上是以社情民意為基礎的。由此要求協商務必要在決策之前或決策之中。就是說,決議形成之后的協商,已變得毫無意義。更由于中共實行一元化的領導體制,原則上,中共的決定或決議是不允許提反對意見的。

就“人民政協”這一層次上的協商,則更要堅持在決策之前來進行。協商的意見和建議,供執政黨決策參政,決策后再通過法律程序,使之變為國家意志。這也是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法制化的根本前提和必要的條件。

從某種意義上講“民主就是程序”。當然,這種反復協商的程序,表面上是很麻煩的,但又必須堅持。

多年來,各地都有過政協會議先于人大會議召開的嘗試,以貫徹協商在決策之前的協商原則,但都沒有成功。很簡單的原因就是怕麻煩,黨政主要領導集中兩次參會,困難很大。但兩會合開,在人大通過黨委決策的短短幾天里,政協的民主協商究竟還有多少實際的意義呢?

所以在中央暢導“協商民主”的大氣候下,省里能否堅持一下政協會先于人大會召開,并使之逐步制度化、規范化。

其二,“協商民主”就應體現民主,必須破除一些慣性理念的干擾。執政黨的決策,經過協商后,是要經過票決的。但多年來為體現黨的決策的英明、偉大,各級黨委都有一項不成文的規定,即“高票通過”,“高票當選”,有時竟僵化到“絕對高票通過”,“絕對高票當選”的地步,甚至要求滿票,我們稱之為慣性理念。但這種規定,還有民主可言嗎?由此也產生了絕對高票當選的領導,幾個月后又被同一伙人以絕對高票罷免,后而被雙規、法辦的鬧劇。

試想,各級黨委如果破除了這一慣性理念,必將為“協商民主”開拓了出一個巨大的空間。

其三,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的重要平臺,其大范圍,多層次的政治協商,雖然叫“民主協商”,但也應具有一定的約束力。如果在協商中出現了集中的或顛覆性的意見,就應推遲這一議題的決策。

此類情況在全國人大審議建設“三峽”電站的決策時,就曾因意見集中,而致連續推遲兩年表決的案例,在政協的政治協商中似應有所參考和借鑒。

如果所謂“民主協商”對決策者毫無制約力和影響力,那何談“協商民主”制度的建立呢?

當然一談到制約力和影響力,就涉及到職權,就涉及到政協的政治定位。在這一點上應采取變通措施,形成一個不成文的規定,試運行。在建立“協商民主”制度的過程中,必須少一點僵化思維,多一點思想解放。必須解決政協委員中普遍存在的“說了不白說,白說也要說,不說白不說”的消極情緒,在“說了不白說”上下功夫。

其四,協商的范圍要擴大,協商的題目要多樣,拓展協商的主體和客體的層次,盡可能增加包容性。當前改革進入深水區,國際形勢空前嚴峻,國家處于多事之秋,而我們的民調系統又不成規模,各級政府摸不透社情民意,決策和管理的壓力都非常大。

烏克蘭和泰國的動亂都是由不當的政府決策充當了導火索。國內許多地區的群體事件,也多因不當決策而引發,都是始料所不及的。缺乏周密而細致的事前協商,當是首要因素,不可不引起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

當然,這又進入了“公民協商”的議題,而我國公民社會的建設卻異常薄弱。現有的“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系列機構都具有官方性質,缺乏公民性和代表性。為此,在協商中往往出現主體缺位的窘況。前些年吉林省通化鋼廠的改制事件,就因找不出協商主體而致事態擴大,造成了嚴重后果。

針對“公民協商”的問題,確實需要思想再解放一點,改革的意識再強一點,步子再邁得大一點。

建立全方位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既是理論問題,又是一個繞不過去的現實問題。先從把人民政協搭建成“協商民主”的平臺作起,逐步推進,取得成效。

 

 

   發言人現任省政府參事,省民盟監督委員會主任。曾任省民盟專職副主委、民盟中央委員、省政協常委、省人大常委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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