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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研究

協商民主制度化是我國政治道路發展必然

發布時間:2014-04-15   點擊率:6365

關今

中共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了“協商民主”的概念,指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在此基礎上,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又進一步指出,要“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并提出了“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深入開展立法協商、行政協商、民主協商、參政協商、社會協商”等具體的目標和方向。應該說,“協商民主制度”概念以及“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目標的確立,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方面最新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有研究者認為我們提出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是借鑒了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其實并不盡然。《尚書》記載堯、舜召集“四岳”或“十二有牧”開會協商決定重大事項,儒家的“和合思想”提倡“君子和而不同”,春秋時子產不毀鄉校,從議政中了解自己執政之得失,等等,都充分說明協商民主的思想和形式我國古已有之。當前我們的政治協商制度也已經有半個多世紀的實踐,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實行的“三三制”,其實就是政治協商制度的雛形。可以這么說,當西方的協商民主還主要停留在學者研究探討的層面時,我國的協商民主早已經通過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實施。半個多世紀以來,以政治協商為主要形式的協商民主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相結合,構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和理論體系,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各發展階段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隨著政治協商理論和實踐在探索中的不斷豐富和完善,加之優秀的文化傳統為協商民主鋪墊的良好的民眾心理基礎和認同意識,對人類政治文明成果的兼容并蓄和有益借鑒,我們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將協商民主從一種民主形式上升為一種制度形式,成為國家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經濟制度改革相匹配;協商實踐也從政黨之間、政府與社會之間逐漸擴展到社會團體、公民之間,形成了國家層面的政治協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社會協商和社會層面公民協商的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體系。

因此,我們提出來的協商民主,立足我國國情和歷史,是有中國特色的,不同于西方選舉民主與談判民主,集中體現了我們在民主政治制度選擇上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我們的協商民主,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基本原則是堅定的——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進方式是穩健的——實行增量民主,不斷擴大基層民主,促進社會各階層有序政治參與;協商對象是廣泛的——充分整合社會智力資源,促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簡言之,就是以人為本,科學發展,共圓中國夢。

政治協商作為協商民主形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必將在新形勢下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時代賦予參政黨的這一歷史使命。一是要利用提案建議、知情通報、定期聯系溝通、協商成果反饋等渠道積極議政建言,為黨委和政府決策提供依據;二是自身要尊重和發揚協商民主的精神,力爭使盟內呈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良好氛圍,這樣既能提高我們參政議政的水平,也能加強我們的自身建設,從而更好地履行參政黨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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